[38] 仁自是心，心即是仁，心与仁互释，就是以本心为仁。

因此，一旦说出或表现在实际行动中，便能做出恻隐等等许多事出来。西方哲学则认为自然界没有内在价值，其价值是由人赋予的。

他在不同情境中说明理的不同用法，在不同语境中说明理的不同意义。体虽是本原性、根源性的，但它是通过用而实现的，用就是实现体的，不是在用之外有个体（熊十力先生对此有深刻分析）。朱子是主张条分缕析的。现在将前面的讨论归纳起来，专就所以然与所当然的关系问题提出进一步的解释。要解释清楚所以然与所当然的统一关系，首先要理解朱子关于理的学说。

性理即所以然与所当然、存在与价值的统一。这个道理，是人生追求的最高目的。仁理以爱之情为其真实内容，并由爱之情而实现，这是朱子仁学的一个重要特征。

故人之本心，其体廓然，亦无限量，惟其梏于形器之私，滞于闻见之小，是以有所蔽而不尽，人能即事即物穷究其理，至于一日会贯通彻而无所遗焉，则有以全其本心廓然之体，而吾之所以为性与天之所以为天者，皆不外乎此而一以贯之矣。自然界是人的生命和价值之源，但是，人既然成为实践主体，便有创造价值的能力，仁就是人的真正的心灵创造。[30]《朱子语类》卷九十五。仁者人也，人之所以为人者，以其有此而已。

[38] 仁自是心，心即是仁，心与仁互释，就是以本心为仁。朱子曾说过，程颐的性即理也，张载的心统性情，这两句话颠扑不破[1]。

[8]《答潘谦之》，《朱子文集》卷五十五。[10] 心兼体用、心兼性情，是说心兼有心之体和心之用，而心之体即是性，心之用即是情，心之体用即是性情，不是说心之外有个性为体，心之内有个情为用。一心之间，浑然天理，动容周旋，造次颠沛不可违也。明乎此则吾之所谓性者，彼佛氏固未尝得窥其仿佛，而何足以乱吾之真哉？[11] 这里所谓心统性情，就是兼性情，该动静就是贯动静。

[4]《朱子语类》卷九十八。因为张栻来谕每以爱名仁而见病，认为朱子以爱名仁，乃是指其用而遗其体，言其情而略其性。发皆中节，情之正也，无所乖戾，故谓之和。[40]《与吕大临论中书》，《二程集》，第606页。

特别是由用以见体，由情而见性，是其心灵哲学的特质所在。所谓心主性者，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。

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朱子在《观心说》中说：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，一而不为二者也，为主而不为客者也，命物而不命于物者也。

[15]《朱子语类》卷六十二。性只是心之道理，心所本具，不是心中别有一个性，性中别有一个心。情字有了着落，性的问题也就解决了。[45]所谓不相离之妙，就在于不遗用而言体，不离情而言理，即不离爱而言仁，亦即以情言性，以爱言仁，因为爱才是仁的本质所在。可以说，仁说是朱子心统性情说的最后完成，也是朱子哲学的最终归趣。[53]《答张钦夫》，《朱子文集》卷三十。

同时，强调由情而见其性，不是离情而言性，如果离了情，性体也就落了空。陆象山以立大本为宗旨，除了先立乎其大本，别无伎俩。

[43]《朱子文集》卷六十七。所谓心字贯幽明，通上下，无所不在，不可以方体论，既是从功能上说心，也是从存在上说性。

朱子解释说：大本者，天命之性，天下之理皆由此出，道之体也。旧看五峰说，只将心对性说，一个情字都无下落。

就人心而言，以恻隐之心为生道，既说明其存在意义，又说明其价值意义，是存在与价值的统一。[26]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第237页。朱子则辩明他之所以以爱之理名仁，当然是指其性体而言，但重要的是，讲明性情体用各有所主而不相离之妙，与所谓遗体而略性者，正相南北。[2]未发已发是心之未发已发，其实际内容是喜怒哀乐之情，中和其情状。

然私欲一动，便不仁了。[9] 性其体，情其用，心者兼性情而为言。

在人则为仁、义、礼、智四德，而仁包四德。[3]兼者兼备的意思，不是兼顾的意思。

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，是从心上说性，不是说性只有静而无动。良心者，本然之善心，即所谓仁义之心也。

如果要作区分，那么，只能说心是生，心之德是仁，而心之德是心之所固有。问：三月不违仁，……莫是心与理合而为一？曰：不是合，心自是仁。这是佛氏的作用是性之说，而不是儒家的性情体用之说。学理会甚么事？只是理会这些子。

[48]《答江元适》，《朱子文集》卷三十八。知觉思虑是性情的自我知觉、自我思虑（其中有格物穷理的环节，不论），从性上说，是自我显现，从心上说，是自我知觉。

孟子言：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。朱子的浑然之说，就是指此而言的。

然心统性情，只就浑沦一物之中，指其未发已发而言尔，非是性是一个地头，心是一个地头，情又是一个地头，如此悬隔也。以人之生言之，固是先得这道理，然才生这许多道理，却都具在心里。